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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問題的根源

我們的處境是SCI的確不是很好的科學成就指標,但也沒有替代品。

撰文/高涌泉

上個月,由於教育部長因掛名被知名期刊撤銷的論文而辭職下台,使得困擾學術界以久的「SCI問題」,以醜聞的方式暴露在台灣社會面前,引發大眾議論。SCI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簡稱,可譯成「科學引用索引」,它是一家跨國公司提供的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資料庫,訂閱SCI的人可以在其中查到任何一篇出版於數千種科學與工程重要期刊的論文被其他論文引用(包括自我引用)的情況。例如,我們可以查到物理學家費曼的獲(諾貝爾)獎論文之一,1949年發表於《物理評論》的〈正子理論〉(Theory of Positrons)至今共被引用了829次。一篇論文如果被引用的次數越多,一般相信,它的影響力就越大,因此就是越好的論文。這麼一來,一位研究者論文的總引用次數便視為其研究績效的客觀指標,在科學、工程界之中,這項指標便成了升等、評鑑、獎項評選、計畫審查的重要依據。

所謂「SCI問題」即是在這樣的認知之下,某些論文作者使盡一切手段(包括盡量多發表論文)衝高自己論文的引用次數,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嚴重扭曲科學研究的意義。教育部長的論文被期刊撤銷,原因即是部份合作者以建立「同儕審查與引用圈」的欺騙手段來提高論文數與引用次數,難怪眾多評論者會用「學術倫理崩壞」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並呼籲放棄「獨尊SCI」的做法。

可惜的是,我們一直沒有找到比SCI更適合用來評價科學研究成果的辦法。這與科學研究的本質有關:科學研究在起步的時候,經常沒辦法預測其成功機率,其最終意義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水落石出,而絕大多數的研究會以失敗收場(即沒有多少科學價值)。(以工程領域而言,任何創新的價值也需要一段時間才看得出來,而且大半的創新也沒什麼用處。)也就是說,科學研究是不可預期、失敗率高的事業。那麼何以世界各國還要投資科學研究?因為以過往的經驗推測,那些成功的極少數科學研究可能帶來很高的經濟利益,就算沒有經濟效益,也會給國家帶來榮耀。不過在有限資源之下,我們還是得對於各研究計畫的展望下個判斷,這時(沒被刻意操弄的)SCI就成了某種「民意調查」,在對未來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多數的民意」當然就是最好的依據。

不過科學的進展當然不是「民意」或「集體智慧」所能支配,SCI失準的狀況比比皆是。高能物理中廣被看好的超對稱理論就是近來的一例:關於超對稱的論文有好幾萬篇,被引用超過上千次的高引用論文也有好幾十篇,但其中一大部份已經被LHC的實驗否決了。所以我們的處境就是SCI的確不是很好的科學成就指標,但也沒有替代品。

在科學之外,當然還有很多事務不全然容易在短時間內得到明確評價,例如藝術與文學,但是我們不會為評比藝術家與文學家操心,因為那些領域並未涉及有效利用國家資源的問題。所以如果國家放棄對於科學研究的投資,SCI問題也就消失,但是這似乎是因噎廢食。前面提過,科學研究的直接投資報酬率不高,所以我們應該設法提高投資的邊際效益,在這一點上台灣的考慮就會與我們一向模仿的美國不同:首先,美國有良好的條件可以利用科學研究投資來吸收人才,這是台灣很難相比的;其次,「科學聲望」對於美國的意義也不同於我們。我們應重視的科學研究投資效益是教育:培養出有探索能力、具研究經驗的年輕人對於國家的未來有莫大好處,因此是任何研究計畫必須列入的目標。

有件事我之前沒有提及,那就是科學社群的見識與品味越高,SCI帶來的問題大體就越輕微。不過見識與品味的提升並非易事,而且也有盲點,不是解藥。

【欲閱讀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2014年第150期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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