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橋》（Bridge of Spies）

Abstract

「難道我們對理想的堅持，不如他堅決嗎？」

當眾人一心想把那名敵國的間諜處死的時候，為其辯護的律師唐納文卻對法官這麼說。

1957年，美蘇兩大強國處於冷戰時期，蘇俄間諜魯道夫‧阿貝爾在美國遭到逮捕，美國政府為了彰顯其司法系統的公正性，委託在保險公司服務的律師詹姆士‧唐納文（James Donovan）為其辯護。電影《間諜橋》（The Bridge of Spies）描述的就是這段真人真事，也讓我們看見，即便處在國際關係劍拔弩張的對峙時刻，人性的光輝仍像一盞明燈，指引人們前進的方向。

在敵我分明的年代，唐納文為阿貝爾辯護的舉動招來許多不解，甚至家人也因此遭受威脅。原來大家以為找唐納文來辯護只是當當宣傳看板、做做樣子就好，但沒想到唐納文來真的，他盡責做好自己的辯護工作。對他來說，他就是在做好自己的律師本份，為其客戶負責、爭取客戶最大的利益。但對其他人來說，這是在幫敵人說話、是危害美國利益的行為，他們認為阿貝爾的間諜身份不該和美國公民享有一樣的權利，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判其死刑才是保護美國安全的最佳之道。

但唐納文不這麼想，他認為美國價值之所以需要被保護，是因為大家遵守憲法，而這部憲法有其理想性，它高舉人人平等的價值。美國政府開出許多條件要阿貝爾招供或投誠，但阿貝爾都不接受。在唐納文眼中，阿貝爾是個立場堅定的人，雖然彼此政治立場不同，但在個人層面，阿貝爾為自己的工作負責，即便面對利誘、威脅，都沒有動搖過自己的立場。因此唐納文問法官：「難道美國不能展現高貴的氣度嗎？」「難道我們對理想的堅持，不如他堅決嗎？」

他人想保護的美國價值，是軍備競賽中的核武機密；但唐納文想保護的美國價值，卻是公平的審判、人權的重要，他認為這才是為何而戰的真正目的。除了從人權角度出發的高度論述，唐納文也提出另個充滿遠見且務實的觀點，來支持不判阿貝爾死刑的立場，就是當日後美國有間諜被蘇俄俘虜時，阿貝爾可以作為交換戰俘的籌碼。

唐納文不虧是保險業的高超律師，這就有如買保險的辯護策略，在日後真的發揮了作用。1962年，美國U2偵測機在蘇俄上空執行任務時遭到擊落，飛行員鮑爾遭到逮捕。美國政府再度委託唐納文前往東德與蘇俄代表談判，希望用阿貝爾換回鮑爾。這是場艱巨的任務，考驗兩國的信任程度，更考驗著兩國代表的溝通與協調能力。而複雜的國際情勢更為這場談判添加變數，尚未被美國政府承認的東德也想藉這次機會迫使美國承認其地位，同時向蘇俄邀功，因此他們提出用阿貝爾換一名在當地被抓的美國大學生普萊爾。

蘇俄、東德都要阿貝爾，美國政府則要鮑爾，對普萊爾顯得不在意，因為鮑爾身上有著不可洩露的國家機密，而普來爾的犧牲彷彿是可承受的代價。因此當蘇俄同意交易時，美國中情局代表歡天喜地，認為任務達成。沒想到唐納文卻不是這麼想，他不只要救回鮑爾，他還要救回普萊爾。普萊爾對他來說不是無關緊要的人，那可是一個人生還有無限可能的年輕人，他不想讓這名年輕人一輩子在大牢裡度過。這也看出，唐納文不只重視國家利益，更看重每個人的生命價值，沒有一個人該無端在戰爭中失去其生命的可能性。

但要以一換二，更是不可能的任務了。在電影裡，我們看到唐納文高明的談判技巧，另外更突顯的是他始終堅定的立場。他捍衛自己的信念，不隨外界起舞；也因為他的堅定態度，改變了他人的決定，最後成功救回兩人，過程十分叫人動容。

「我們得站在這裡，告訴他們我們不行！」他說。

其實，我們可能都知道事情的是非對錯，但難的是當壓力來時，我們能否堅持原先的價值判斷，能否屹立不搖地站在本來的位置上？或許我們會在與論壓力下，放鬆對阿貝爾的辯護；或許我們會在確定可救回鮑爾後，就不再嘗試尋求救回普萊爾的機會；或許在橋上的最後一刻，我們會沒辦法在緊張的氛圍裡再等下去；也或許，如果我們是阿貝爾，我們不會在乎那名美國大學生的生死，自己得到釋放就好。

但他們都不是如此，他們都做得更好！他們心裡有清楚的界線，那界線保護著他們看重的價值，那條界線贏得了我們的尊重，那條界線也改變了歷史。

你心裡也有著那條界線嗎？你知道你會站在裡頭、不會動搖的界線？《間諜橋》不只是過去的歷史故事，它仍有力地在我們心底引發迴響，邀請我們反思自己心裡的界線，邀請我們繼續用人性的溫度回應世間的爭執與喧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