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說「我們」的時候，你究竟是誰？－1945~1949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

Abstract

在這篇論文中，我透過1945~1949的史料，重新回顧光復初期的文化場域，並且企圖藉由國府公署對於中國化、奴化、國語運動、國民性、一般性與特殊性、文化政策等論述的執行，重新思考文化內部如何在主權意志的介入下，形成了文化、社會立即的切割與緊張。另一方面，本論文也同時關注到，國府初期台灣的知識份子如何思索主權本質與封閉的性格，進而在不斷追問「我們」的過程中，再一次思索文化之於主權所有可能的樣態。在這裡，我將反身於這樣的思索，來討論主權作為一種不斷探問與思索的可能性。

在國府執政初期的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國府主權意志的涉入下，「中國化」的論述不僅成為主權自身耀眼的徵召，它更透過「中國化」的論述與「國民性」、「國語運動」的配置，發展出各式省訓練團、縣訓練所、教育訓練與人才徵選的結構機制。但是，也就是這結構機制的運轉，更突顯出主權意志對於台灣文化有意的技術性治理。我們不難發現，在光復初期的文化場域中，「中國化」不僅佔據了國家文化形構的主體位置，它更藉著政治結構的推展，反覆反映在對於台灣殖民歷史的貶抑之中，尤其是「中國化」的標籤在國家體制的保證下，不但成為一具有普遍性的稱謂與價值，更得以穿透各種對於台灣文化的差異認識進而取得同質化的政治效益。

但是，在此國府對於「中國化」的論述運用，不只單純地塗銷台灣異質的文化經驗更藉由執行「中國化」論述，再一次加強、控制，甚至組織台灣本島文化，並且一再透過「中國化與奴化」、「國民性」、「國語運動」的轉化，促使某種對於文化井然有序的權力得以呈現，更甚不斷地吸納進主權意志的詮釋之中，進而讓台灣文化差異認識的可能性一再失落。 因此，「奴化與中國化」以及「一般與特殊性」兩種論述爭論展現的文化焦慮，正是面對著某種「中國化」主權僵硬固執的姿態，所不斷反轉甚至是辯證的思考。然而，透過光復初期對於「奴化與中國化」以及「一般與特殊性」的分析，我們似乎更可以深刻理解，文化本身意義的豐富性並不經由任何賦予的過程來完成，相對地，文化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它可以透過各式的聯繫、討論來獲得其意義的流動與富足的可能。這也就說，主權之於文化的認識，不必然要成為要朝向國家本質收攏的角度，相反的，它可以藉著種種文化詮釋的思索、文藝活動的介入，更甚是另一次文化思想的接合來豐富與翻轉國家主權對於文化的壓迫，進而得以重新探問主權並不斷思索文化之於主權的種種可能。

這也就是說，在國府初期的「奴化與中國化」以及「一般與特殊性」兩種論述爭論，其展現的文化焦慮，正是面對著某種「中國化」主權僵硬固執的姿態，所不斷反轉甚至是辯證的思考。尤其是，在國府主權強力意志的作用下，「中國化與奴化」、「國民性」、「主權趨同的執行」或是「國語運動」不僅是發揮了主權治理性的潛式（potentiality），它更進一步排除或消抹台灣異質的文化特性。但是，就在國家以主權的姿態積極涉入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在台灣省內外的文人面對著強力「中國化」論述時，不斷地企圖藉著「五四」運動的詮釋、文藝活動的介入，更甚是另一種文化構連(articulate)的姿態，來豐富、翻轉對於台灣文化「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想像。因此，如何面對「主權」需要的「中國化」，如何面對本質「主權」操作下「中國化」所立即呈現的迫害與對立，以及如何再一次面對「中國化」深層的「內里」而重新探問其文化「主權」的可能性，將是本文所欲探問的起點，這也是我在1945~1949面對文化與社會場域中所執行的「主權」樣態反覆、往來的思索。

本論文就是我透過光復初期文化的動態，對台灣文化在狹隘意識的認識下所造成的文化閹割，進而不斷思索什麼意志形塑文化的孑然對立，而又是什麼貫徹導致了文化自身的防衛與緊張，而這姿態難道沒有鬆解、對話或是發生可能的探問與書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