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心理的自由！！──從 Human ”doing” 到 Human ”being”

Abstract

今年夏天，陽明破天荒地辦了第一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心理／社工／特教專業人員暑期交流會」，加上邀請來的醫師／律師／教授引言人，60多位跨領域的專業夥伴齊聚一堂，分享在松竹楊梅四校五區的校園裡，以菁英師生為服務對象的助人工作經驗。

專業人士的心理衛生健康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北榮總精神部兒童少年精神科陳牧宏主治醫師分享的，關於專業人士心理衛生健康的醫學研究：在一篇美國醫學會期刊的統計報告，追蹤超過十萬名的醫學生中，有27.2％的醫學生，在讀書期間曾經符合憂鬱症，或是有憂鬱症的症狀；而另外14.3％是中度到嚴重的憂鬱症；另外有自殺意念的學生佔了11.1％。而在醫學院校之前和期間：憂鬱症增加13.5％，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台灣的六、七年級），比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更有可能出現自殺意念。但令人難過的是，這些學生中只有15.7％的憂鬱症篩檢者會積極地尋求精神醫療（代表有84％的當事人是沒有尋求協助的）。

而為何求助率會如此低，原因如下： 高達30％：尋求憂鬱症的幫助，將使我感覺不那麼聰明。 高達50％：如果我感到沮喪，同行醫學生會較少尊重我的意見。 高達80％：如果我感到沮喪，教職員將認為我無法履行職責。 醫學教育非常重視「負責」這件事，但都忘記最先要負責任的是自己，這是專業人員很需要的內省。當尋求協助前有兩件事會決定當事者是否行動，一個是「Insight」（洞察、內省）：我到底知不知道我真的需要幫助了，可能大部分的人知道，但是他們不願意去，感覺上好像被自己困住了，但實際上其實是被整個體制困住，包含社會、師長對他們的期待；另一個是「Stigma」（汙名、標籤），擔心自己的能力會被否認。

Doing的文化

陳醫師分享的資訊裡，敲響了一群專業夥伴與菁英師生內心警醒的鐘！進一步想想，在我國偏向「Doing」 的文化與生命情態裡，一樣存在著困擾人心的問題，我們會較役於物、役於外；功利成就取向、重結果的；認真努力不休息、責任一肩挑的；要求完美、不許犯錯的；聽不到對方、難傾聽同理陪伴、不允許情緒流露的；被喜歡的是「我的成就」，而不是「我這個人」。所以不但重視「做」（Doing），而且還要「做最好」（the Best），更麻煩的是若沒做好，則這個人的價值常被「全面否定」。

松竹楊梅的師生們，不乏成長過程中就是活在勤勉努力、要求完美的生命驅力裡，才能把他們帶來到頂尖學府，並走向未來成為國家棟樑的人，因此，一旦碰到挫折意外、分手失落、憂鬱生病時，自動詮釋為「失敗」，並痛恨這種感覺，也往往非常沒有安全感，無法允許自己放慢腳步，去面對與接納這樣真實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