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風「易」俗－殖民地風俗論下的現代性治理

Abstract

本論文旨在研究日據時期台灣傳統「風俗」與「現代性」治理的交織互動過程。1920-30年代間台灣社會內部蘊含強大的風俗改革聲浪，他們不斷要求進行社會舊習、陋俗的清除與革新，這股內部改革意識的形成及變化過程為何？他們如何開始認知傳統風俗的美、醜轉變的問題？殖民者如何「觀看」與「書寫」受殖者的本土風俗？而被殖民者又怎麼樣「回應」殖民者的看待？在本論文中，我試圖點出日據時期台灣「風俗」議題研究的重要性，並且嘗試解釋此內部改革能量的形成及變化過程。我以台灣士紳「上國」觀光的經驗、大阪博覽會的展示／觀看互動過程以及台灣慣習研究會的風俗調查活動此三歷史元素，去探討「風俗」、「身體觀」及「現代性」的交織問題。 在朝向「文明」的道路上，日據初期台灣士紳的生命歷程是獨特的，在「上國」觀光的文化經驗裡，他們依循著日本人建議與規劃的旅日路線，進行以「行政效率」、「勞動生產」為核心主軸的觀光行程，初嘗了「文明」社會的樣貌。尤其以1903年大阪博覽會中，他們藉殖民者經由風俗調查而形塑的展品中觀看自身的身體形象，「差異」、「落後」的記號隨博覽會中風俗展物的呈現被銘刻下來。旅日時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促使他們不斷進行內在的思考與反省，進而獲得「文明身體」的想像。返台後，他們更自發性的要求改正身體，企圖擺脫一帝國之下內地／台島間不可逆的人種區辨邏輯，以改革風俗、求取文明作為是反抗的可能。博覽會中風俗「差異」的建構，則由1900年開始舊慣調查會所制定完成。舊慣調查的重要性，不僅只是為了制定在台法律，其亦將台灣傳統風俗導入「科學」、「現代性」的視角進行審度，進而影響了日後判定風俗良窳的標準。其標準則是建立在以「公」為中心的隱性原則：當「私利」與「公利」相互摩擦扞格時，必須以犧牲私人利益來換取維護集體的完整性；符合「公利」、「國家」的利益才是美俗，相反地則是必須予以清除與革新的「陋習」。並且，在此舊慣調查的過程中，不僅止於在看似「客觀性」、「中立的」台灣奇風異俗被具體描繪與掌握，其調查活動更存在著國家進行殖民地治理與殖民擴張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