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的清潔與戒嚴:從1946~1947年台灣防疫案例以及語言模式談起

Abstract

本論文透過1946~1947年間的霍亂與鼠疫大流行的例子，結合醫療史與庶民文化的觀點，來探討疫病爆發期間，刊登在報章雜誌的防疫論述中所呈現出清潔與排除的問題，以及在文化上的意義。

戰後的台灣呈現出求新求變的社會氛圍，其一為戰後新秩序的重整，包含政治、經濟、民生與文化等面向，其二則是來自於1946年所爆發的霍亂與鼠疫之際，社會大眾在承襲日治時期的公共環境衛生論述，而對新政府提出衛生、醫療以及疾病管制的要求。這兩股聲音相互支撐，彼此鑲嵌，在追求科學、進步、效率的改革風氣之下，疫病的管理亦賦予政府以公權力介入民眾公、私領域的正當性。

再者，藉由討論防疫政策中的作法與概念，如隔離、防堵、封鎖線，深入探討防疫體系中的疾病語彙如何從科學論述，轉換成為具有排除性隱喻的語言模式，加強封鎖、區辨、監控的排他性。並透過視覺遮蔽來形塑「想像視域」，造成民眾對於不知名的異質他者的恐懼，強化彼此之間的猜疑，達到區分、辨識、清潔與排除的功能。

從以上的角度來看，1946~1947年間的疫病大流行，不再僅具有公共衛生史的意義，而是在承受一個病毒傳播者的罪名之下，異質性他者再現了社會中以「潔淨自身」之名，重新界定「潔淨」的同時，只是突顯出社會（身體）內部矛盾與清楚疆界的「對象」。此外，1954年推動的「文化清潔運動」亦「複製」疫病期間所建立的模型，而成為樣板，將之任意抽換，形塑出各種視之為「敵人」的病菌，從身體的監控到思想的戒嚴，環境的清潔到文化的清潔，成為恐怖時期排除異己的既定模式，而形成文化政策公衛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