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正義之名下的民主、秩序與時間形構

Abstract

本論文透過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的脈絡爬梳，以及民主在當代面臨的危機與問題，表達問題化及重新詮釋民主和轉型正義的必要性。因此，本論文不將轉型正義視為要解決的問題或要落實的政治社會改革工程；而是由「政治性重探」出發，將轉型正義視為重大的「哲學─政治─倫理議題」，並從後期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政治─倫理思想，以及奈格里和哈特(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的「帝國」這兩組思想出發，作為與轉型正義既有論述對話的「理論思想工具」，從「轉型與正義」、「轉型與秩序」、「轉型與時間」這三組關係切入轉型正義既有論述的預設和連結。 正義作為轉型正義最基本、重要的理念與關懷，從政治學者和法學者的觀點看來，正義的落實往往是理想法治與制度的落實，甚至將兩者等同；轉型正義的論述亦視法治和制度為政治共同體回歸穩定和秩序的方式，忽略制度和法治的「法╱權來源及其效力」(Force of Law)。從德希達的〈解構與正義的可能性〉一文出發，正義和法╱權呈現糾結卻不等同的關係：不可解構的正義是法╱權解構得以可能的來源，正義即解構。正義不是法則或法治的落實，而是法╱權來源及其效力的解構與批判，正義與法╱權之間充滿張力。從「解構即正義」進一步思考，轉型正義的論述在將正義和法則等同之餘，傾向將轉型正義視為國家和社會正常化和常態化的工具，這種對正義的理解和操作，仍可能落入制法暴力和護法暴力的循環，仍是另一種制法暴力和護法暴力。 法治和正義的趨同，不但忽略法╱權來源的批判，也忽略法╱權落實與全球和在地秩序的共構關係。因此，本論文經由對轉型正義的國際關係分析，發現轉型正義經過近二十年來的發展，已成為世且具權威的國際規範；另方面，面對和經歷轉型正義的國家，卻非單純接受或拒絕轉型正義的國際規範，接受和拒絕之間有許多彈性的挪用空間。然而，當轉型正義躍升至國際規範的位置，國家即便用各式方式接受、挪用、抵抗或拒絕…，轉型正義都生成一套和「帝國」秩序運作的共同邏輯。「帝國」對主權下的生命控制，朝向更為彈性、安排和調控的方式；鑲嵌在「帝國」主權之下的轉型正義，其司法機制的運作，不但是一種主權的生命政治運作，更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司法革命。在此情況下，「帝國」秩序下的轉型正義，仍無法避免壟斷暴力的主權運作，而非化解暴力；相較於「帝國」的批評，奈格里和哈特所提出的諸眾(multitude)概念，可說是「另一種轉型正義」；然而，諸眾實踐及其帶出的「制憲力」，卻屬於未來，並呈現出和轉型正義論述中類似的對立時間觀，這也使我們必須繼續探討轉型和時間的關係。 在轉型正義的論述中，存在著一種過去和未來對立的時間觀，亦即，清除和終結不義的過去，迎向民主、正義與和平的未來。然而，本論文由德希達對時間的探討出發，批評這種對立且終結式的時間觀，並提出循環的時間觀；這種時間觀認為：當下(present)這份禮物(present/ gift)並不在場(absence)，在場(presence)是由過去及其投射出的未來所填滿，因此，確認與探問當下成為一種「（不）可能」(the im-possible)的任務。在此，「（不）可能」並非虛無的感嘆，而是要我們寄居在「過去─現在─未來」的循環關係中，探問和思考「當下」這個「（不）可能」。如此一來，轉型正義所欲面對和處理的過去，並無法藉由簡單的清除過去，即可迎向未來；我們必須不斷在確認當下的「（不）可能」時，審視與思考「過去─現在─未來」的交纏關係；以同樣的邏輯思考，民主也非特定方向或路徑可達到的未來，而是「將來的」(to come)，亦即，民主是一種潛能，並不指向特定方向、型態或政權；它是「將來的民主」(Democracy-to-come)，是一種許諾，它不只有賴我們對此許諾的投入和信仰，它更需要我們時刻反省這個許諾可能具有的危機和方向性。因此，「民主轉型」也不是政治科學藉由一系列指標即可輕易標定的概念；民主轉型只有在我們在寄居在循環之中，思考當下「（不）可能」時，才能打開民主轉型和到來的可能性。 最終，本論文旨在豐富轉型正義的探討，開啟更多討論的可能，而非替任何轉型正義的實踐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