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線、認同和忠實性：進香，一個客家地方社群理解和認知他者的社會過程

Abstract

「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辯證幾乎橫據了這個時代的學術心靈，前者指涉於城市化、經濟與生產、市場化、大眾媒體的播散、流動性、交通的無遠弗屆，語言、家庭結構、政治、教育機構，經濟過程、休閒型態的相似性；後者指涉當代大量湧現的社群意識，不管是以族群或地方等等為名，不管是對「傳統」的重新擁抱或地方語言權力的政治要求。這兩股力量的的並存或拉扯或互相給予形式，我們可以Cohen在1989年完成的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一書的目的作為一個參考點來開始本文的論述，照Cohen的說法：正因為當代社群的地理界線（boundary）被弱化，所以對於社群界線的象徵性表達（symbolic expression）會被特別地強調。亦即當社群經歷快速和失衡的社會變遷過程，將引致某些本能的反應，這樣的反應經常是對社群整合以及對社群界線重構的意願和承諾。 這本書某種程度說明了當代的社群意識的高漲和隨之而來的社群重構運動，但是問題也接踵而至，界線重構之後呢？我們以何為重構後之社群文化的本質（substance），如果界線的重構只是對過於抽象的理性結構的反動，或說只滿足於和他者有所區別（distinction）的目的，那麼足球隊或任何其他圍繞商品標籤而建構的小群體（譬如某某品牌車隊）和族群或地方社群有何差異？「認同」是什麼？是一個或多個？如果「界線」和「認同」只是交易過程（transaction）「協商」（negotiate）的結果，「認同」這個概念是否可以有效地探測或說明人們對族群和地方社群所許下的「生命一般」的承諾？也就是「忠實性」（authentic）的問題。對小型社群的重構，能夠完全重拾「原先」的實質的社會生活感（most substantial experience of social life）嗎？這樣的實質的社會生活感的修辭可否轉譯為論述性的概念語彙？無論如何重構界線，還是要面臨與他者的關係，難道在巨 大的工業化力量來臨之前，社群不曾經歷和他者相遇的經驗？它當時又是如何處理這個和他者的關係？如果文化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和他者協商的創造性過程，那麼當代的我們不滿意者為何？一種[「整體感」或「歸屬感」？它是單一目標還是漸層的回歸？「界線」是否扮演一個決定性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