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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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的策略，策略的本質與解釋的策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黃錦樹
對吳叡人、黃錦樹兩位教授意見的回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蕭阿勤
阿岡本“例外統治”裡的薄暮或晨晦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朱元鴻
本論文試圖批判的評論阿岡本的近作《例外狀態》，分別探討他涉入的歷史分析：當代藉例外狀態而部署的主權暴力，如何在歷史中轉形成為今日的常態統治形式，其後果如何改變我們生活其間的民主制度；同時探討他的哲學介入：例外狀態如何成為構作法律體系的虛空，如何建立了法律與無法(lawlessness, anomie)之間隱藏卻根本的關係。本文比較探討了阿岡本與傅柯、德希達之間劃異卻仍共同的主題，與班雅明之間承繼卻又差別的觀點。對於阿岡本極為隱晦的政治暗示，本文試圖在他較早的著作尋求有助於理解的脈絡，例如從他受Bataille-Kojève-Queneau辯論所啟發的「閒怠政治」，理解他「讓（法律暴力）機器停擺」的訴求，進而比較他與他的同儕，義大利左翼基進思想的Toni Negri與Paolo Virno等人在理論立場上的接近與差別。本文批判的評論了阿岡本架構的局限：民族做為歷史主體，種族做為政治宣稱，以及所牽涉的認同、歸屬、集體慾望與記憶等面向，在阿岡本的分析裡是缺席的。從他的分析，我們只獲得主權與裸命(bare life)之間相對抽象關係的理解，而且媒介其間的概念局限於法律的視域。本文也質疑他回歸班雅明的彌賽亞訴求，以及他對於law/lawlessness與nomos/anomie概念上替代與約簡造成的誤解與困惑。本文試圖指出阿岡本的分析創作了一個「例外統治」的類型(genre)，其晦暗色調的政治展望乃類型的效果，而這個類型未能考慮歷史上其他重要形式與意義的「例外狀態」。
編輯室：啓用路由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朱元鴻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李尚仁
中國跨界民族身分策略中的國家意識：京族面對越族的區隔與聯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石之瑜
政治學的分析單位是國家，國家的前提在於國界，新近關於國界意識模糊的現象，挑戰了政治學的基礎。國際關係文獻已經開始回應這個挑戰，但鮮有文獻由國內少數民族身分出發來檢討國界。本篇針對此一闕遺進行考察，重點是中國京族，並與朝鮮族與大板瑤族比較。中國邊境有許多跨界民族，如東北朝鮮族近年日益受重視，國家對朝族身分意識採取積極扶持的政策，這種正面介入使朝族身分與中華民族身分（或中國公民身分）之間，形成互補而非競爭的關係。至於京族，因為歷史與發展程度的因素，對越族感到優越，藉用中國公民身分與越族區隔。但京、越文化又高度互通，維持了京族在國家範疇內的獨特性。大板瑤社群情形類似，他們得以藉中國公民身分處理跨界民族面對兩國戰爭時的尷尬。兩族的經驗顯示，跨界民族不須被動接受國家動員，他們可運用國家公民身分，使國界的意義不受國家控制，也不受政治學的控制。
古典時期(1650-1800)品味的問題意識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邱德亮
品味的問題意識化指的是在一個社會中，如何將品味當做是一個問題？怎麼樣的問題？在古典時期(1650-1800)的法國宮廷與沙龍社會裡，品味第一次成為滔滔不絕的理論論述，某種政治-倫理-美學錯綜複雜的問題意識。本文嘗試從「存在美學」以及「生活風格化」的角度，將品味視為權力／力量關係投注於象徵符號系統之文化爭鬥的美學化。在此外貌主宰的政權裡，品味已是一種社會道德，美學主體取代道德主體的轉向。社會行動者（廷臣或尚禮之人）以擁有品味，將自己塑造成一件社會生活的藝術品。這意謂著在競爭與鬥爭激烈的社會生活中，品味的擁有成為一種同時是社會生存的意志也是象徵性暴力的美學化。
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談老上海的懷舊論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黃宗儀
本文試圖以上海作家王安憶的作品為例，對照參考都市計畫語言，說明上海懷舊語言是全球城市意識型態的特殊表現。分析東亞全球城市建造(global city formation)的都市規劃語言，我們常發現兩個重要元素，其一是向外尋求可供參照之先例，其二是向內尋找歷史偶發事件來證明城市本身具備全球化的條件。換言之，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image-making)可說是仰賴如此的雙重鏡相：鏡子的一面映照世界知名的全球城市。鏡子的另一面則映照城市過往歷史，強調全球化的現在與未來能連結往日黃金歲月，因此有其必然性。1980年代後期以來極力發展為全球城市的上海提供了一個具體複雜的例子讓我們思考全球城市形象塑造的意識型態。上海懷舊因全球化而起，試圖將歷史發展的動線與想像中全球城市的原型編織成似乎天衣無縫的全球城市大話(grand narrative)。王安憶的文學書寫也為此大話所驅動，但是文學的思考使她的作品凸顯全球城市願景－上海懷舊－的破綻，亦即歷史發展既然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日常生活依賴的地理空間如果消失，歷史也可能隨之飄零潰散。或許新與舊在上海不能並存，召喚原汁原味的老上海並不足以充分消弭全球城市特殊地景與文化帶來的各種衝突。上海的過去與未來像是兩面鏡相，相互映照，卻無法彼此連結，構成一體，而懷舊論述所呈現的歷史深度感常只是全球城市為求落實資本主義規劃空間所創造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文化撞擊與未來的哲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F. Jul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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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
文化政策中的經濟論述：從菁英文化到文化經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王俐容
從1990年代開始，西方與台灣的經驗中發現：文化政策中經濟論述的不斷增強，並與經濟產業政策有密切整合的可能；文化政策所強調的價值從美學、社會轉向經濟價值；文化概念的持續擴大、但邊界的越形模糊；藝術／娛樂、傳統菁英／大眾藝術、高級／通俗藝術、或是公共贊助／商業文化之間的區隔逐漸消弭；文化政策關注的對象從藝術、文化工業擴大為創意產業。這樣的發展趨勢使得文化政策如今成為「非常重要」但也可能隨時被忽略與質疑的政策，而面臨新的矛盾與危機。因此，本文希望從文化政策的角度出發，進而思索當代文化藝術的價值與概念轉變的問題。本文主要論點在於，隨著90年代末期「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提出，標示出文化政策裡一個轉變的趨勢：從傳統的國家、公民論述轉向經濟論述，在這個轉變的趨勢裡，文化的概念也逐漸由傳統的「菁英文化」轉變為「文化經濟」的概念，背後隱藏著文化藝術在當代社會中，其被賦予的價值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蕭阿勤
1980年代以來，「本土化」做為關於台灣的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之參考架構，在台灣的文學（與歷史）領域引起激烈爭論。本文的目的在解釋本土化典範為何在文學領域引起遠較其它領域嚴重的爭論衝突、為何文學領域中的這個議題與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它領域更為密切。關於這些現象的歷史發展過程，一些既有的研究已有探討。因此本文另闢蹊徑，從理論分析的角度提出三點解釋：第一，由於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是一種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其相關的爭論有如世界觀的衝突；第二、由於認同政治∕文化鬥爭中的「策略的本質主義」與本質主義之間不易區分，即使是策略性的認同宣稱，也容易引起本質主義色彩的對抗；第三，因為文學的本土化典範終究涉及國家權力。本文對這三方面解釋的分析討論，都圍繞在文學本土化典範的基本性質，亦即它是一種敘事化、相對封閉的意義形構整體。
現代死亡的政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甯應斌
本文提出現代死亡與傳統死亡的三個重要區別，並且從政治的觀點（亦即，與死亡相關的社會運動與權力關係）來探討現代死亡，也將現有的死亡意識論述（如接受死亡）推論到其邏輯終點（如接受死屍）。本文也在數處例示了如何從社會理論與文化研究來思考倫理學或哲學問題。
歷史、本質主義與再殖民：蕭阿勤“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讀後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5-09-01)
吳叡人
與黃錦樹談文學史書寫的暴力問題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03-01)
邱貴芬
《西域威龍》：成龍的華人男性形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03-01)
趙庭輝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索好萊塢電影文本如何再現華人男性形象、以及好萊塢電影文本有關華人男性身體與陽剛特質的銀幕再現。本文認為，《西域威龍》這部電影的文本特殊性是，成龍將香港喜劇功夫片與美國西部片結合，並且自願與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東方主義意識型態共謀，為東西方觀影者，建構一個混淆地理區域、種族藩籬與文化界限的可能。本文以電影研究的文本分析為基礎，針對《西域威龍》進行文本解構與詮釋，涵蓋三個層面的討論，包括影像美學、性別政治與敘事法則。本文發現，透過大遠景鏡頭與空中遙攝鏡頭的俯視角度，再現美國西部宏偉壯闊的地理空間，而成龍則建構相當獨特的喜劇功夫片影像美學；成龍的華人男性形象是陰性化的他者、被虐狂的身體表演，以及情慾壓抑；藉由諧仿效果與嘲弄手法、以及語言遊戲的耍弄，成龍成為被美國白種人譏諷的對象。
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03-01)
黃錦樹
當前的台灣，地圖躺下來了，國民革命歸入中國史；中國成了敵國，本國史只考台灣史。這都是高官的發言甚至施政指南。自政黨輪替後，台灣史、台灣文學率先登上獨立的列車，而逐漸被建構成民族－國史及民族－國家文學。本文不擬介入台灣白熱化的統獨意識型態之爭，而毋寧是藉由我們多年在台「既內又外、既外又內」的知情的局外人的觀察位置，藉大馬華人及華文文學的歷史經驗，提出一些比較觀察（最早的、較粗略的比較見安煥然，1994）。起點是已成歷史事實的「在台馬華文學」，它處於台馬華文文學的交匯處，雖然參與者有限，著作規模不大，但畢竟有它自身的歷史－雖不一定有傳承，但有明確的延續。從獨派以「台灣意識」為判準的台灣文學史觀來看，它不屬於台灣文學，即使它「在台」；從統派邊疆文學史觀來看，它是邊疆上的邊疆，可聊備一格。但我們拒絕大中國的施捨與收編，一如過往之拒絕兩岸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之類文化民族主義收編。藉由幾張圖表－兩種民族主義台灣文學史略表、台／馬華文文學史略表、台／馬華文文學史結構圖、華人歷史類型圖、在台馬華文學可能意識取向圖，擬就在台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台灣租借地－旅台文學特區（黃錦樹，1990）的立場，從比較華文文學史的視角，藉由表列，探討台灣（中文）文學的無國籍性－兩極民族主義的文學史敘事型態之外，是否存在著第三種可能－與民族／國家保持一種創造的緊張性的華文文學？在上述條件下，進而質疑文學史體裁的有限性。
視覺變奏曲：日據時期台灣人的電影實踐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03-01)
李政亮
電影的發展過程當中，與現代性密不可分。在講求實用科技的年代當中電影孕育而生。電影誕生的年代，卻也是西方帝國主義擴張的年代，西方殖民者一方面透過影像建構帝國形象，另一方面從文明／野蠻的觀點建立被殖民者的形象。西方的現代性經驗與台灣是有距離的。不過，台灣卻在1895年開始受新興帝國日本的統治。在這個現代性生活當中，殖民者運用影像透過教育系統傳達殖民者所欲建構的現代文明生活與愛國教育；另外，隨著殖民者對休閒生活的引進，電影也以休閒娛樂的方式出現。針對殖民者的作法，反殖民運動如何回應？1920年代的文化協會的目標是追求現代文明，儘管文協知識分子已意識到大眾的存在，然而，問題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對一般大眾進行啟蒙？白話文運動與巡迴演說都是一種嘗試。不過，相較於白話文運動與巡迴演說，文協的電影巡映隊透過影像與語言的結合，補足了兩者的不足。文協轉向之後，左翼藝術團體高舉「大眾文化」的旗幟，不過，就演劇來說，則是以為藝術而藝術的方式建立群眾基礎。而右翼的台灣民眾黨則對歌仔戲採取激烈的批評態度。電影除了是政治運動的實踐，也是一種休閒娛樂。作為娛樂的電影當中，辯士的解說成為觀影的關鍵，到了1930年代，流行文化工作者透過介入流行音樂的方式，讓電影更加本土化，也將1930年代的電影發展帶進另一個高潮。
觀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03-01)
林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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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紀蕙
在一個更大的圖像之中：專訪張乾琦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03-01)
林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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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紀蕙
近鄉情怯：台灣近現代視覺藝術發展中本土意識的三種面貌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03-01)
廖新田
台灣近現代視覺藝術發展中「本土」的概念曾經出現於日據時期及解嚴前後三個不同的政治社會時空之中，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特定的創作風格與論述內容隱含著台灣視覺藝術乃台灣人物風土語境下所培育出來的特定文化面貌。「本土」不僅是地方主題的描寫、紀錄與表現，而是一種具有主體建構的意義。從本土出發，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其特定的方式連結起來，逐漸形成一個具有自主性的思維架構，在中華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維度中編造一個整合的、尚在不斷變動中的台灣文化與台灣認同。本文所關心的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本土」的概念為台灣視覺藝術開創了什麼、局限了什麼，同時也牽動了什麼，可能塑造了什麼樣的「台灣特性」(Taiwaness)。這種批判的、關係性的觀察有助於思考台灣視覺藝術的文化實體，也可以檢視「何謂本土」、「為何一定要本土」、「本土的時代性功能」；更重要的，「本土如何重構」及其內涵的探討。在時間的維度上，本土的關懷焦點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真正的本土是否一定和「過去」、「鄉土」、「台灣意識」有一種明確的、純粹的關係，並且宣稱為文化認同的核心？本文發現，日據時期的「地方色彩」固然為新興的藝術界帶來提綱挈領的效果，並受到殖民統治者的鼓勵，但膚淺地鑽入地方題材的尋找與描寫，反而僵化了「地方色彩」所應有的藝術與文化上的積極意義，甚至淪為殖民關係的一種默許。1970年代鄉土主義運動激發了藝術鄉土議題的探討，在鄉土美學論述中，民俗題材的創作與創作者被推許為發揚鄉土精神的英雄，但成功的例子是融合中西、接納傳統與現代的席德進與朱銘，不是洪通或直接引進西方的照相寫實主義風潮。1990年代台灣的前衛創作相當異質而多元，其特色是以更激進的方式反映社會現狀並且和世界藝術潮流接軌，但在全球化的網絡中，國際展中的「台灣館」仍然面臨了文化認同表演的問題。透過近百年來台灣近現代視覺藝術發展的檢視，對本土的表現，顯然並不是一種回到原鄉的運動軌跡，而是一種詮釋與再詮釋的動作。沒有人永遠是「原鄉」的主人，而主人與客人之間的身分差別並沒有如想像中有那麼清楚的、固著的界分。文化如果是人們在一種時間與空間旅行時的產物，文化的變遷時時刻刻都讓人們對原來的出發之處感到「近鄉情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