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以殖民地台灣為例

Abstract

為了確實掌握在殖民地台灣的武道修練是如何對殖民地人民產生影響，本文將「武（士）道」視為被發明的傳統，在日本近代國家成立以後結合近代國民道德成立的「武（士）道」，事實上是透過與兩個他者的對話所產生。其一，是在歷史上長久以來對日本具有優位性的中國，與之對話的結果產生「中國=尚文=懦弱」╱「日本=尚武=勇猛」的二元對立結構。其二，是與19世紀末狹帶強大、先進的器械與科學逼迫日本的西方帝國，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產生出「西方=智=物質主義」╱「日本=德=精神主義」的二元對立結構。這兩組內含於近代「武（士）道」的對立結構，直接影響殖民地台灣人民對武道修練的認知，以及透過武道修練所能達成的目的。 總動員戰爭的出現，使得國家權力大幅介入人民生活的每個面向，前述兩組二元對立結構更往兩極發展而愈形偏激。武道修練也隨著國家需要大量忠君愛國的人力資源而大幅獲得發展空間，殖民地台灣人民也因此較為普遍地接觸武道。然而，武道修練並非只是單純強身健體。在國家機器的強力介入下，藉由將「道」的修練空間，從特定的道場轉為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道場」，生活中的每個面向都是實踐國民之道、臣民之道的場所，其用意無二，實因總動員戰爭（總力戰）需要一國國民無分前線、銃後、無分戰鬥人員或平民，人人皆一心為國家犧牲、奉獻。在這個時代脈絡下的武道修練，則是將人民從修練武術的特定道場帶向戰場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