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拯救社區死亡大作戰—未來村對社造重生論述的共同體回應
Fight For The Death of Community - Future Village's Response to Community Reborn Discourse of Community Renaissance
作者: 廖千瑩
朱元鴻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關鍵字: 社區;共同體;池南村;未來村;死亡;重生;論述;社區總體營造;組構關係;造人;公共領域;Community;Future Village;Death;Reborn;Discourse;Community Renaissance;Norbert Elias;The Public Domain;Social Engineering;Social Figuration
公開日期: 2007
摘要: 政府推行社區總體營造已經超過十年。隨著社區概念的普及推行以及類社區理念的大量實踐,相關的思考和討論在國內產、官、學,甚至所謂的草根民間都紛紛出籠。這些從各種不同角度出發的相關論述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地累積了相當的資料成果。然而,放眼望去這一大片成果,發現這些論述往往只是呈現「闔各言爾志」的各自表述局面,相對而言,明顯缺乏一些可以綜合觀看台灣當今社造論述的關鍵性視野。在筆者看來,「共同體」,這樣一個在西方思想史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卻在社造的論述中缺席的概念,正好可以有效地彌補只是以「社區」為主所發展出來的視野空缺。因此,本文大膽將「共同體」視為貫穿社區總體營造的關鍵概念,以此一概念來解釋我在一般社造場合中所看到的現象,以及我的田野案例—花蓮縣壽豐鄉未來村。 共同體的概念首先解釋了在非都市型社區常見的感傷性社區死亡論述,而此一論述貼切地顯現了一般社造論述在進入社區時的佈局與說詞。我們整理相關資料後發現,其所指涉的,即是城鄉流動過程中,人們所直接依賴的舊有共同體的結構有了巨大的轉變。而且,與共同體唇齒相依的舊有文化、習性、世界觀及種種在未來歷史中可以傳承而不朽的想像,也隨之被迫解體。在這樣的情形下,找回逐漸失落的共同體,成了一個可以號召介入社區的論述起點。此外,共同體概念所包含的「公共」意涵,因為富含「民主」想像而受到相當大的迴響,成為朝野各界樂此不彼、爭相著力的層面。其強烈的「情感」意涵,則符合個人化社會人們對於初級情感的需求,為社區/共同體這種回歸草根的地方運動開闢一片舞台,成為相對於機械化連帶/結社的另一股反動潮流。而這股反動潮流也表現在當前喊得震天響,動員與被動員者各取所需的「認同」風潮當中。此外,其中隱含的「繁榮」、「增長」、「主動」、「消費」、「抽象化」意象也使得地方擺脫以往國家只是消極要求地方「保境安民」,而進入到得以與資本社會及主權國家邏輯結合的結社需求與相應的人民規訓。因此,筆者認為,這一波共同體營造是一股全面的、全新的造人運動。藉由生活中各種文化、經濟活動的更新(剷除、置入),台灣各社區正建立一種新的在地結社型態,在偷渡共同體所包括的豐富意涵之餘,更藉由此一在地結社的動員—參與過程改變人們,將人們轉變成為另一種符合新潮流身份的公民,即便這種公民的定義在社造論述中眾說紛紜。 筆者的田野場址未來村,正好在社造政策的潮流之下經歷了一場共同體的重新建構過程。綜合起來,筆者發現未來村的獨特性在於村莊人們直至今天仍保有鮮明的族群文化色彩,比起台灣大部分的鄉村,它才正在面臨城鄉流動危機對其共同體及既有文化全面取代的巨大威脅。如此情形為普遍流行的社造論述與村民的期待開創了巧妙的結合空間,人們在實際參與社造時,不時會基於自身的生活慣習/認知,以及對未來的期待與想像,而對於泛社造行動做出不同於營造團隊一開始所假設的獨特詮釋。於是,在寫作目標上,本文從社區死亡的論述切入,多線追蹤何謂村莊的死亡,國家及第三團體又是如何藉由此一論述介入村莊的生活與人際結社,並以此定義社區的復活。此外,在「永續」這個名詞的號召之下,村民開始動員固有的人際基礎,並轉換彼此間的相對關係,在某種特定「永遠繼續下去」的想像藍圖中,對於村莊面貌、文化歷史、組織結社等面向,再一次抹除與更新,進行新的詮釋及建設行動:一個以共同體組織為方法的全面性造村/造人/新生活運動。所以在實際的寫作策略上,本文一方面耙梳這個村莊的歷史與現況,也追蹤村莊人民所共同擁有的一些結社慣習,試圖去瞭解這些背景如何影響村民,村民在新的論述潮流中對現狀又有如何的理解。另一方面,本文也探討了策動未來村社區總體營造的行動理論,此一行動理論如何影響村民們某種對於永續的想像,並將此一想像化為實際的步驟且影響村莊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然而,未來村的建設行動卻不只是村莊內部的獨自行動。它還牽涉到與其他單位密切相關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即,這個努力適應潮流的村莊,是如何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一般非都市型社區在這波社造風潮中的一個重要角色:社區成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轉換/中介平台。國家那端的觀點,除了藉由新的文化在地活動來建立新的國家認同,也藉由新的經濟在地活動以安頓人們的日常生活形態。社會運動那端,也是利用類似的方法,企圖達到另一種新的在地認同、另一種非異化的生活經驗,或者是平衡國家權力的議題串連。至於在地民眾那端,則往往希望能靈活地適應社會發展潮流、讓自己與外界接軌,也讓自己熟悉的文化、歷史有可能伸展的空間。這三種,或更多沒有在此列舉的可能例子裡,都顯示出台灣現在的國家—人民關係中,還需要有社區共同體的中介,藉由社區活動的舉辦/參與,達到各自的目的。簡言之,我們發現台灣非都市地區的民間社會基本上仍依賴地域性的人群結社關係,以村莊或傳統部落為單位,結合地方上固有/殘存的人際組織,逐步擴大,為國家之內的地方團體進行相互連結,並協助地方上的人們適應大環境的變化。而這個特色,也使得社區共同體的建構,無可避免地混雜了國家、第三團體、以及地方組織的角力與痕跡。 但是,即便如此,社區共同體卻也不僅只是扮演達到某些目標的方法。正如我們在未來村案例中看到的,社區共同體本身亦建立起對於村民的意義,簡言之,在某些層面上,社區共同體本身也可以是社造的實踐目的。在此一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中,逐漸解鍵的人際關係,不管是村莊內部彼此間,或者村民與村莊外的人們,有了再一次鍵結的理由。在個體對自身、社區對在地的細心經營下,不只是很多人的生命意義在團體的實踐中,再次被彰顯肯任,地方也在和其他單位的接觸中,開始相對主動並感到自信。村民們在對於流行於其他地方的主流事務/風潮有更好的掌控度,與其他人的關係更為密切了,對自身的關注也更為細緻。只是,我們同時可以看到的是,這些能力的成長,也伴隨著與村民其他人、未來村共同體與其他單位之間,彼此權力關係的頻繁與強化。
URI: http://140.113.39.130/cdrfb3/record/nctu/#GT009249501
http://hdl.handle.net/11536/7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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